受祿鄉承擔著千畝設施農業示範園區建設任務，去年，全鄉設施農業總面積達到2050畝，日光溫室439座，總收入達5292萬元；與受祿鄉相距20里的南王鄉趙村也成立了美康達農民大棚合作社，投資建設150畝無公害大棚園區；在創建農業生產示範基地的同時，還解決了1000餘名農村人口就業問題……去年，定襄縣以發展設施農業為重點，助推傳統農業向現代高效農業轉變。目前全縣設施農業總面積達5800畝。
政策與資金雙向扶持。針對設施農業小而全、亂而雜、自我發展等特點，該縣在制定相關政策上，引導企業、農戶和投資商積極投入到設施農業建設上，同時通過走出去學習考察、請進來技術指導、典型引領示範、招商引資推動等多種措施，使全縣設施農業得以迅猛發展，逐步形成了以受祿、季莊、宏道3個鄉鎮為主的設施瓜菜產業帶、以河邊鎮為主的食用菌栽培產業帶。
以甜瓜項目帶動其他設施農業發展。該縣鼓勵農戶啟用閑置大棚，積極幫助瓜農申請農產品地理標誌認證，擴大了甜瓜的市場品牌效應，同時專門對甜瓜進行統一的品牌宣傳與包裝，最終實現產品與市場的無縫對接。2014年，全縣甜瓜種植面積8000多畝，從事甜瓜種植的合作社13家，甜瓜產業逐步呈現出規模化、產業化的發展格局。
楊晉林
（原標題：定襄縣設施農業風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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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鄭州12月31日電 (記者 李志全)2014年最後一天，古都開封市委書記祁金立被查。他的前任劉長春剛剛在今年7月份“落馬”。
河南省紀委31日晚間20時許發佈消息，開封市委書記祁金立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55歲的祁金立30日還出現在官方《開封日報》頭版頭條，他在29日舉行的開封市委全會上作2014年工作報告，並說了這樣一番話，“不能優柔寡斷、畏首畏尾、做太平官，只要對工作有利、對發展有利，需要拍板的時候敢拍板、需要決斷的時候敢決斷、需要擔當的時候敢擔當，每個人都要努力做政治上靠得住、人品上過得硬、工作上有本領的幹部。”
2011年5月，祁金立由漯河市長轉任開封市委書記，可謂“臨危受命”。彼時，開封市長周以忠遭“雙規”，市委書記劉長春去往人大任職。書記、市長雙雙易人，在內地官場並不多見。
履新開封的第一站，祁金立去往蘭考縣焦裕祿紀念園拜謁焦陵。他特別提到，要把學習焦裕祿精神落實到具體行動中，落實到做人、做官的品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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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訊 （記者/曾妮）根據市相關部署，蘿崗區近期開展兒童食品和校園食品安全專項整治，查處不合格食品。據統計，截至目前，蘿崗區共出動執法人員596人次，檢查校園周邊食品經營者和學校食堂256戶次，下架未能提供合格證明“五毛零食”8000多包，開展宣傳培訓128人次，抽檢兒童食品120批次，對檢驗不合格食品將立案查處。
整治中，蘿崗區加大部門間的協作、聯動，履行屬地管轄、行政主管和監管責任，以自查和專項整治形式，形成保障兒童食品和校園食品安全“鐵拳”。學校食堂家家嚴查，學校周邊100米以內的食雜店戶戶必查。蘿崗區以現場宣講、派發宣傳單、召開座談會等方式加大對校園周邊食品經營業戶和廣大師生的宣傳教育，提高經營者守法意識，同時提高校園師生的辨假識假能力。 （原標題：8000多包“五毛零食”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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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① 韋漢忠通過艇用機槍瞄準器觀測目標。
圖② 韋漢忠為戰友講解射擊要領。
圖③ 韋漢忠在艇上調試武器裝備。
圖④ 韋漢忠在實戰演練中持槍警戒。
本報通訊員 吳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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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晨在給金絲猴喂食（12月4日攝）。 （原標題：秦嶺“喚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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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廣州11月26日電(記者馬曉澄) 廣東省公安廳25日通報，截至11月20日，廣東省公安機關在“獵狐2014”專項行動中抓獲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42名，抓獲人數暫居中國第一。
廣東省公安廳表示，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廣東省公安廳貫徹落實公安部部署，取得豐碩成果。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以及香港、澳門和臺灣等1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公安機關緝捕27名，勸返15名。廣東公安機關還協助外省警方抓獲境外逃犯9名。
在被抓獲的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中，涉案金額超過1千萬的14名，潛逃十年以上的6名，涉及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1名。
編輯：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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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近日記者調查發現，我國雖然是兒童安全坐椅的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卻是消費和使用的“小國”，且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的產品質量堪憂，檢測合格率甚至不到50%。調查顯示，兒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不足一成，不使用兒童安全坐椅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價格貴”，而是“孩子不願意坐”和“拆裝太麻煩”。
點評:相信很多家長對兒童安全座椅的話題並不陌生，可知道歸知道，行動就是跟不上。
央視公益廣告《中國好司機——安全座椅篇》一直在循環播放，其中稱，我國每年有約1.85萬兒童死於交通事故，75.66%的車內沒有安裝兒童安全座椅。儘管這一數據遠比媒體報道的要樂觀些，但也是十分低的，如果加上被安裝的兒童座椅中部分還是不合格產品，那麼真正能夠保護兒童乘車安全的座椅數量就更少比例更低了。殘酷的現實不言而喻地佐證著兒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及普及的迫切性。
兒童安全座椅的普及必須包含安全性及普遍性兩層含義，兩者都不可或缺。座椅的安全性需要技術監督部門及時出台國家標準，讓生產企業按照標準實現批量化生產降低成本，並嚴格監督產品質量。使用的普遍性要以“法律規制家長，家長教育孩子”的方式來實現，建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增設規定，即不按要求安裝兒童安全座椅屬於違法行為，並制定處罰細則，防止某些家長因為溺愛而遷就孩子，倒逼家長必須耐心說服教育孩子使用安全座椅。
（原標題：兒童安全座椅普及須法律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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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訊 （記者/肖文舸）18日，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啟動全國第三屆減輕企業負擔政策宣傳周活動。據瞭解，2008年至2013年，我國通過累計取消、停徵、減免700多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7項政府性基金，每年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3000億元以上。下一步將推動建立涉企收費清單制度，從公開透明的角度，實行清單以內做減法，清單以外零收費。
廣東省經信委、發改委、公安廳、民政廳、財政廳、住建廳、交通廳、審計廳、國資委、法制辦、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和廣州市減輕企業負擔工作相關部門在省分會場參加會議。
經營服務性收費占比上升
工信部在會議上發佈的《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2014年企業獲利能力比2013年有所下滑，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6%，平均利潤率由2013年的5.13%下降至4.82%。企業面臨困難除人工成本上升、資金緊張、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外，稅費負擔較重，可供留存分配和追加投入再生產的資金有限。
數據顯示，在繳費支出中，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支出占比均呈現下降，分析表明國務院和各級政府實施簡政放權和規範涉企收費及各項收費減免效果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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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11月15日報道 印媒稱，過去3年，網絡攻擊的數量增長了近5倍，其中大部分源於中國的IP地址。
據《印度快報》11月13日報道，印度國家技術研究組織網絡安全局局長阿洛克·維賈揚特在“零地帶”高峰論壇上說：“我們追蹤的大多數網絡攻擊顯示中國的IP地址，但我們無法確認攻擊者來自中國。我們需要通過國際合作來對付這些犯罪行為。”
報道說，政府的網絡安全機構印度計算機應急小組今年前5個月發現了62189起網絡安全事件。
根據正式報告，這些攻擊來自許多國家的網絡，包括美國、歐洲、巴西、土耳其、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爾及利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維賈揚特說，別國正在大力投資網絡間諜活動，以搜集重要數據，印度需要認真考慮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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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晨報訊 記者 趙鵬 11月8日，中信銀行重慶分行首屆“幸福廣場壩壩舞”大賽決賽在巴南支行舉行。該比賽是由中信銀行發起的大型公益活動，旨在展示新時代中老年人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
本次比賽作為一場專為中老年人舉辦的“舞林大會”，吸引到當前炙手可熱的“整容上春晚”愛博藝術團的老奶奶們前來“踢館”，婀娜的身姿，高難度的劈叉，憑藉充滿活力的爵士舞《爵士春秋》，“整容上春晚”的老奶奶們順利獲得冠軍。此外，紅楓藝術團的《秀山花燈》及老男人舞蹈隊的《快樂的水手》，也躋身重慶地區“幸福廣場壩壩舞”前三強。其中，愛博藝術團還將代表重慶與全國上萬名廣場舞高手過招。 （原標題：中信銀行“幸福廣場壩壩舞”收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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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螂有話
坊間的熱門話題，一般議論起來總是事出有因，如一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而另一方面看卻又存在著非理性，如是交織起來，便成為坊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拉扯議題。比如，廣州珠江新城曾喧鬧一時的膠囊公寓，因無法達到旅館和出租屋規範管理，因此並不合法。今年以來，天河區警方查處了一批違規“地下旅業”及出租屋。這使得“膠囊公寓”再次引發關註。
“房中房”是廣州近年來一直在整治的。而所謂“膠囊公寓”，其實只不過是“房中房”的變種或者“時尚化包裝”的說法。最早報道此事的人，可能只考慮到新生活方式的“概念創新”，對新事物出現時的“情與法”衝突考慮不足，而執法者則得以按圖索驥，一舉清除。警方公佈情況時義正詞嚴：“膠囊公寓”無法達到旅館消防申辦標準，既不符合旅業管理、也不符合時租日租出租屋規範標準。
但“膠囊公寓”的拆除居然令一些人同情，這是很奇怪的。不能否認，膠囊公寓在日本等地，是有經營市場的。香港也曾有“籠屋”出租。但是，那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上運營的。廣州市既然有明確制止“房中房”的地方法規在，違規的“膠囊公寓”被取締，自然也是天經地義！
話說回來，珠江新城是所謂“CBD”概念的城市中心區，居然能夠生出“膠囊公寓”這種“籠屋”式經營，也還真有些莫明其妙。這說明什麼？說明這裡房產的現實需求與房產規划出現一定的“乖離”，出租行業進行“膠囊公寓”式經營，恐怕有急著回籠投資的目的。至於“膠囊公寓”有市場，能夠生存下來，恐怕是因其不申辦消防、經營旅業不納稅等違法行為，使得經營成本“最低化”才得以夾縫中生存。實際上，按照目前合法的申報管理成本，是維持不了“膠囊旅館”的所謂出租“艙位”的價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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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楊晦曾說：“大學不培養作家”，大致同期的復旦中文系主任朱東潤也說：“大學培養學者，不培養作家”。
一個人能否成為作家，關乎先天稟賦才情、後天生活閱歷，以及機遇，這些都非大學教育所能提供。作家的培養，並非學者那樣“板凳坐得十年冷”。但是，作家和學者之間，也非涇渭分明、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存在交集。譬如，要成為學者型作家，那麼，學術素養的加深、文化底蘊的增強，也就最好還是得有大學教育的臂助。
上世紀八十年代，徐中玉擔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雖未標舉培養作家，卻也曾規定：凡創作上取得成績的學生，畢業論文可用文學作品代替。於是，趙麗宏畢業論文是詩集，孫顒則出版長篇小說《冬》……華東師大中文系還由此催生了為世矚目的“華東師大作家群”現象，可謂雖無培養作家之名，而有培養作家之實。由此看來，北師大雖高調喊出“培養作家”，也談不上是“第一個吃螃蟹”的。
作家固然未必大學所可培養，大學卻無妨辦“作家班”。北師大新增“文學創作”碩士專業，高調喊出“培養作家”，要是學生能成為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固然好；要是不能，退而求其次，成為學者型作家也不錯；再不然，也不排除轉走治學道路，轉型成為學者。局囿門戶之見誠不必，風物還宜放眼量。
（山東 於立生） （原標題：作家未必大學可培養 大學卻無妨辦“作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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